2015/01/13 集團新聞
經濟觀察報 2014-07-28
萱化/文
二十年前，王召明只是一個從草原來到城市的年輕大學生，迫於生計每天蹬三輪車賣花。如今，他懷揣着一個草原生態產業王國的夢想，重新回歸家鄉，從種草馴草開始，一步步修復着他心目中最初的那片綠色。
王召明1969年出生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烏拉特中旗，一個國營牧場的牧民家庭，現在的身份是內蒙古和信園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抗旱綠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董事長，同時也是中國畜牧業協會草業分會會長。與草結緣幾十年，如今執掌着上市公司的王召明對草原的認識，早已不再是當初那幅“天蒼蒼野茫茫”的浪漫圖景。
他知道，中國雖然有近四億公頃的草原，但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面積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乾涸的湖泊、退化的草原也是導致霧霾頻發、沙塵肆虐等極端天氣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件讓他感到痛心的事，是很多退化的草原不見草、不產草，城市裏卻大量培植各種奇花異草，高價進口國外草坪，尤其在乾旱半乾旱的北方地區，最終不僅後期維護費用居高不下，而且嚴重浪費水資源。身為一個在草原上長大的人，王召明對水的特殊情感，對乾旱的天生恐懼，是生活在城裏的人無法理解的。
這種樸素的自然情懷驅動着王召明從城市回到草原，由當初那個做綠化生意的賣花青年，逐漸成為一名草原生態修復和草業復興的踐行者。
不過，剛剛起步的王召明明白，要改變草原，首先得有草，但草從哪裏來？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一開始，他也走過彎路。
那是在新世紀初，王召明的事業剛剛從庭院式的綠化發展起來，並從庭院走向廣場，從市區走向城邊，按照他的說法，當時也搞了不少草坪，引進不少樹種，綠化的效果是出來了。但王召明很快發現，這個路子有問題：綠化成本過高，養護費用過貴，不適合中國國情。
王召明認為需要轉換觀念，放棄那些高成本高費用的“貴族草”、“貴族樹”，立足內蒙古實際，在節水耐旱上做文章，最終他找到了一條把野生草馴化的新路。說起這段歷史，王召明還講了一個故事。
野生馴化：一條中國特色的生態修復之路
2005年前後，王召明在一次野外調查時發現：一場大旱之後，好多植物旱死了，但總會有一些存活下來，這些存活下的品種就是耐旱的。另外，那些在常年乾旱的賽罕塔拉、阿左阿右存活的品種，也都是耐旱的，它們是經過多少年生死考驗頑強地生存下來的，實踐證明是最適合在乾旱地區生長的，也是大自然幫人類選育的。
“因此，我們就把這些品種採集回來，在研發基地進行長期的引種、馴化，然後運用到生態環境建設、生態恢復當中去。”王召明說。
野生馴化這個思路，後來被證明是改變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發展歷程一次質的飛躍。作為一家草業公司的創始人，王召明第一次發現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與整個中國的生態建設如此息息相關，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成為後來他着力攻關的方向。為此，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相繼投資建立了抗旱植物研究院、荒漠地區生態研究所、鹽鹼地改良研究所和草原生態研究院等一大批科研機構，通過馴化本土植物進行生態環境修復。
2012年開始的敕勒川草原修復項目，便是這一思路的經典案例。詩歌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草原，自上世紀以來不斷退化，風沙肆虐，令很多人對草原持悲觀態度，認為那種美麗景色只能存在於傳說之中，修復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種觀點讓王召明接下來的每一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修復之前，他組織各領域專家進行了土壤、溫度、降水、植被等多項前期調研，並相應設計了一整套修復設計方案，以適應典型性草原生長的禾草類作為草場重建的基礎，輔以適宜當地生長的宿根地被組合，希望最大限度再現原生態草原的視覺效果。
修復持續了一年多，從幾幅相同場景的對比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沙石裸露的碎石灘不見了，萬畝草原重新煥發生機，這讓很多人覺得，他們做到了，而且是不可思議地做到了。事實上，最終鋪滿敕勒川萬畝草原的那些植被，很多都是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引種馴化的抗旱植物。到目前為止，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成功引種馴化的野生鄉土植物達到160多種。
2014年1月28日，隆冬時節的內蒙古大草原，位於和林格爾盛樂園區的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公司研發中心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共中央總書記席大大。
席大大對敕勒川修復前後對比的照片表示出濃厚興趣，但他更感興趣的，是什麼力量改變了當地面貌。
在種質資源標本室和育苗溫室，席大大聽王召明講解了草原、荒漠、鹽鹼地等不同類型地區的代表植物，諸如芨芨草、長青石竹、披鹼草等。期間，記者扛着的攝像機不小心把標本架碰了一下，席大大趕緊說：“慢點慢點，別碰壞了，這可都是寶貝。”
當席大大走出溫室時，儘管是寒冬臘月，溫室外的地里仍有一些植物露出這個季節罕見的綠意，這就是四季常綠的長青石竹。即使在零下26度的冰雪覆蓋下，石竹依然能保持面目不改，這是野生草頑強生命力的最佳體現，也是當初令王召明着迷的“野生馴化”這條路其魔力所在。
實際上，在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後花園——種質戶外試驗田裏，這樣的“寶貝”正在成批量繁衍和培育，一塊塊木質標示牌點明了這些植物的來歷、特性和改良過程：北景天、三七景天這些抗旱品種可以用來保持水土；披鹼草能在鹽鹼地紮根，有着超強的環境適應力；芨芨草則在沙化嚴重的地區仍能生長。
王召明直到現在仍清楚地記得席大大總書記臨走前的那番話。席大大談到綠色低碳和科學發展觀，關鍵是要有可實現的途徑、平台和手段，還要做成本核算，靠奇花異草和外來引進，是不可持續和不適宜的，最終需要走符合自然規律和國情地情的路，找一些當地適合的品種，自我開發，然後推廣。
“我們從事的產業其實並不神秘，就是把最合適在乾旱半乾旱地區生長的植物馴化出來，大規模的推廣應用到生態修復、園林綠化和生態牧場以及牧草種業上去。”王召明表示。
經過這一番脫胎換骨，即便是順手重拾此前園林綠化的舊行當，王召明也能比以前做得更好。比如，通過引入抗旱植物，園林綠化可以比傳統方式節水80%，這是一份意外的收穫。受此啟發，王召明覺得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產業化前景將十分廣闊。
產業聯盟：市場驅動綠色大業
“如果生態修復，把人都趕走了，這不是真正的修復。”這是王召明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篤信佛教的他相信萬物平等，所有生物在生態系統中都應該有它自己的位置，人、草、畜、水、土、氣，誰也替代不了誰。
他不相信那套“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水火不容”的論調，生於牧民家庭的他，更是特別不認同“牧民過度放牧是導致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這種觀點。
在他看來，建設新牧區、實現牧區現代化，沒有人不行，光有一種行業和身份的人，也不行。
2013年11月，在內蒙古自治區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支持下，包括31家工商企業、6家金融機構、8家科研院校和數家社團中介、牧民合作社在內的51家成員，共同見證了草原生態產業聯盟的成立，其中不乏華大基因、農科院、中信銀行、億利資源等知名企業和機構，王召明正是此聯盟的發起人。
談及建立聯盟的初衷，王召明說， 做草原生態需要一個產業平台，這個平台不能只靠草企業，它需要更多的企業、更多的行業、更多的部門共同參與，包括牛企業、羊企業、旅遊企業、蜜蜂企業、草種企業、草原病蟲害防治企業，以及科研機構、銀行、保險、基金等共同參與，才可能把這個生態產業平台打造好，“靠一兩家企業在那裏單打獨鬥，是很難奏效的”。
王召明和他的夥伴們，希望把這個聯盟打造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從草原種質資源開發到生態修復，再到現代牧場建設運營，以及綠色養殖加工及新能源應用，最後歸結到新牧區建設這個大主題下。其中重點搭建的是三個平台：草原生態修復技術平台、草原生態產業園區運營平台和草畜產業投資平台，最終實現草原生態恢復，綠色農畜產品輸出，光伏能源有效利用，牧區就地城鎮化，牧民就業收入增加，總之一句話，綠色GDP。
看上去，有政銀企，再加上技術、土地運營、實業投資，該有的似乎都有了，這是一個宏大的草原生態產業王國。誰能玩轉這樣一個大平台？王召明的底氣在於，為參與各方精心設計投入和回報機制。
草場和周邊土地使用權在農牧民手中，因此他們是鏈條的一頭，需要投入的是土地、草場和勞動力，收穫的是土地租金、發電、分紅和勞務收入；政府在鏈條的另一頭，只需要投入生態專項資金補助，收穫的是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鏈條的中間是生態園區運營商、產業投資商、金融機構、專家研究機構和聯盟其他企業，主要包括各種草產品和周邊產品交易商、旅行社、技術服務商等，他們依據投入資源的不同獲取不同類型和比例的回報。
產業投資商，投入生產資料、管理、品牌等成本，收穫優質農畜產品，通過渠道利潤最大化，主要包括各種牧業公司和養殖企業。專家和研究機構則提供技術、專利，回報是研發資金；金融機構投入資金，回收利息，還可以開發基於產業的安全穩定的金融產品。而生態園區運營商則是其中牽線的關鍵一環，負責投入研發、基礎設施、生態修復成本等，回報則是草產品、草種、牧場出租和專項補貼。很明顯，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就是在做這個平台運營商。
在這個開放而複雜的商業模式中，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各自干最專業的事。“這麼多企業搞到一起，會不會鬧矛盾？不會的，我們之間是合作的夥伴，而不是競爭的對手，誰也離不開誰，誰也不妨礙誰。”王召明說。
2014年5月，聯盟在鄂爾多斯市召開了第一次政銀企對接會，十多項合作項目初定，其中，位於通遼市的“現代牧業實驗基地”主打沙化修復、草種繁育、肉牛養殖和光伏發電等，位於呼和浩特的“百草園”其特色是牧草種植、中草藥、休閒旅遊等，同樣在呼和浩特的“萬畝草原旅遊開發”則主推蒙古部落、體驗旅遊服務等。有趣的是，大多數企業選擇了自由組合為一個個“項目小組”，而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幾乎加入了所有的小組，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發起人。
產業聯盟在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版圖中叫做“生態牧場”，其實只是五大板塊其中一塊。王召明說，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主要業務包括生態修復、節水園林、生態牧場、牧草種業、現代草業。就目前情況而言，五大板塊中，節水園林大約佔到業務總量的30%左右，生態修復大約佔70%左右，“其他如生態牧場、牧草種業和現代草業目前還沒有形成規模，短時間還見不到明顯的效益。”但王召明相信，用不了多久，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五大板塊將形成均衡發展的局面。
毫無疑問，草原生態產業聯盟是撬動王召明整個產業版圖的堅實基點，能不能做成功，對他和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來說，事關重大。王召明的信心究竟源自何處？還是讓我們回到整個中國經濟的大背景里，去一探究竟吧。
草業復興：國家戰略的抉擇
相對於糧食的食品、戰略價值和林業的經濟、環境價值，中國的草原一直是產業弱勢群體的典型代表。
先不提煤炭、礦產等各種資源開採對草原造成的破壞性開發，也暫且不爭論“過度放牧是否造成了草原沙化退化嚴重”這樣的自然性開發，但從經濟產業和生態保護的鏈條上來看，草原政策似乎陷入了雙重悖論當中。一方面，草原產出牛羊奶等畜牧品，但這並不是大多數民眾餐桌上的主糧；另一方面，隨着草原退化帶來的產出能力下降，以及消費層次的提高，相當多的畜牧品競爭不過進口產品。
草原也產出牧草，但每畝乾草產量平均不足100公斤，而且質量差，雜草率高，草原的生態功能在降低；相比之下，美國每年生產牧草1.5億噸，其中半數是富含優質蛋白的紫花苜蓿，草產業的直接產值相當於畜牧業的20%、種植業的18%。
不光是美國，歐美和澳洲等一些國家也對草業十分重視，將其看做“綠色黃金”，澳大利亞更稱其為“立國之本”。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農業發達國家，草業已成為支柱產業，多數國家利用人工牧草來調製乾草、青貯或作為青綠飼料直接飼喂，有的進行深加工，製成草粉、草塊、草顆粒、草捆等，這些產品除部分出口外，絕大部分用於發展本國畜牧業，從而實現生態和經濟雙重價值。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現代草原科學奠基人之一任繼周先生提出發展草地農業的觀點，這與長期以來國內“以糧為綱”的主流觀念存在明顯的衝突。由於得不到農業主要部門的認可，草地農業一直沒有在國內推廣開來。
糧食與食物是有明顯差別的。糧食主要是指小麥、水稻、玉米等穀物，食物則涵蓋面更廣。像現在城市、農村居民消費日益增長的肉蛋奶，蔬菜、水果，都屬食物範圍。任繼周舉例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每月人均口糧大約有50多斤，即便這樣還是吃不飽，但現在人們生活質量提高了，每月人均口糧不會超過 15斤。城市人口口糧消費更少，大概是每人每年78公斤。現在城鎮化步伐加快，全國人均口糧消費還在逐步縮小。大力發展生態草業，一方面可以降低飼料糧用量，優化糧食結構；一方面可以恢復草原生態，提高農田質量，是保證我國糧食安全和農業、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2014年7月，在第三屆中國草業大會上，中國草業協會會長盧欣石先生也向記者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系統的草業頂層設計，但是有對草原的生態建設規劃和牧草生產區域規劃。草業協會、國家牧草技術體系及實驗站、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全國畜牧總站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過草業發展規劃。現代草業不再是畜牧業的附屬產業，而是具有重要安全意義的獨立產業，因此草業的頂層設計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各個部門的共同協作。例如，草原作為畜牧業飼料的主要來源，畜牧食品安全需要食品安全部門的共同管理；草原中林草結合的部分需要林業局和農業部共同管理；草原作為水源涵養地，需要水利部門的共同管理；草原作為特有的地理類型，特別是青藏高原區域的草原，需要環保部門、氣象部門的共同管理；草原文化與歷史傳承則需要文化部門的參與。總的來說，把草原變成畜牧業生產基地、生態保護屏障、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地和草原文明保存場所需要各個部門的協作。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草業專家提出要像重視農業一樣重視草業，要像重視基本農田一樣重視基本草牧場，要像補貼養豬那樣補貼養羊。改變傳統農業觀念，實施“糧經草三元結構”現代化發展模式，生態草業作為種植業和畜牧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調節器”，在調整農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同時，為國民源源不斷地提供綠色安全的畜產品。此外，建立和健全生態草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目前，牧草良種補貼標準為每年每畝10元，與糧補和林業的各種補貼差距較大，建議種草享受與種糧種樹相同的待遇。同時，還應建立草原生態補償保護長效機制，要在執行現有草原生態補獎政策基礎上向制度建設轉變。
這些建議和王召明正在做的事情息息相關，也觸動了他內心對草業未來發展的深深擔憂。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召明不僅要操心企業自身和產業聯盟的具體事，他更要為草原的將來未雨綢繆。